五十年代末期，台湾诗坛掀起了一场象征诗论战，这场象征诗论战是由苏雪林挑起的。

1959年，台湾《自由青年》杂志主编吕天行写信给苏雪林，说他喜欢她的文章，想在他的刊物上给她开个专栏，每期一篇，写什么，由她自定。

苏雪林在武大开过现代文学和中国文学史，在成大仍开有中国文学史，研究过很多作家，对二三十年代的文坛比较熟悉。她跟吕天行说，如果以“文坛话旧”为题，可写的就很多了。吕天行非常赞同这个选题。她第一篇定的是写陈独秀，第二篇准备写屈原。吕天行却来信说，屈原太远了，7月有个诗人节，就快到了，青年人都喜欢新诗，请她写一篇诗人的文章，为诗人节应景，并开来了一些新诗坛诗人的名单。她一看名单，气就来了，什么新诗坛，新诗人？她读这些人写的所谓新诗，晦涩朦胧，无病呻吟，诗言志，他们连什么叫做诗这样起码的概念都没弄清，也叫诗人？她认为，这个名单中，没有一个人够得上诗人的资格，在诗人节写他们，岂不是亵渎诗神缪斯么？她突然想到了象征诗的创始者李金发，在武大时她写过评他的文章，他在中国新诗坛兴妖作怪20多年，就是他搞坏了新诗的风气，台湾新诗的风气更盛，她早就积愤在心，可就是没有人出来批评反对反对，她何不借诗人节之机，写写这个新诗始作俑者李金发，借骂他之机，打击打击新诗坛的风气。

但她手边没有李金发的诗集，她就开始到图书馆去寻找，图书馆也没有，她就给写诗的几位朋友写快信，通过朋友的帮助，她终于找到了李金发于1920年前后在柏林作的《微雨》，1926年在文学会出的《为幸福而歌》和1927年在北新书局出的《食客与凶年》三本厚厚的诗集。虽然她不喜欢李金发的诗，但是为了要写好这篇文章，要它像警钟一样震撼台湾新诗坛，她重新研读起他的诗。她动笔的时候已胸有成竹了。

她一开头这样写道：“在许多新诗人中，李金发的作品算是最丰富和最迅速的一个。”她在举出他几本诗集之后，接着说，“虽然都是些单调的字句、雷同的体裁，但近代中国象征派的诗至李金发而始有，在新诗界中不能说他没有贡献。”接着她引经据典，以很大的篇幅将李氏作品和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论证了李金发深受西洋象征派诗人们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有着共同的特点，她指出李金发诗具有如下的特色：

一、观念联系奇特，不固执文法的原则，白话诗常夹有文言之“之”，随意省略，跳过句法，不讲技巧。

二、朦胧、爱昧，将死板的规律、繁琐的格律一律摒弃。

三、含意模糊、恍惚、感觉敏锐，幻觉异常，读者难以看懂，只能去猜。

四、感伤的情调，颓废的色彩。

她的结语是，李金发身为中国新诗坛象征派的创始人，正是充分发挥他诗的这几个特色，将新诗引进了牛角尖，转了十多年仍未转出来，而这些精灵又东渡来台，使中国新诗坛走进了死胡同中。

苏雪林这篇题为《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的文章，在1959年7月1日出版的《自由青年》上刊出来后，正如她预期的那样，在台湾新诗坛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几天后，她就收到一位朱姓诗人的信，他在信中把她骂得狗血喷头。文章有反响就是产生了影响，她并没因为挨了骂而不高兴。这种无名鼠辈，无需理睬，她把它寄给了吕天行。谩骂算什么？她希望新诗坛有人出来公开和她对垒，她的诗论的影响就会越大。果然如她所望的那样，覃子豪起来回应了。

覃子豪是台湾现代诗坛领军人物，著名诗人，早年就主编过《诗时代》周刊。来到台湾以后，一度成了大市隐者，复出后，他的具有象征特色的诗篇，一下风靡了整个诗坛，特别是文学青年，几乎奉他作诗的偶像，他对青年诗人也极为爱护提携，备受青年诗人拥戴。他是蓝星诗社的发起人之一，参与主编蓝星系列：《新诗周刊》、《蓝星周刊》、《蓝星宜兰版》、《蓝星诗选》、《蓝星诗页》、《蓝星季刊》、《蓝星年刊》和《文星杂志》（即《蓝星地平线诗刊》）等诗的刊物。他和元老诗人、创立现代派诗的纪弦在台湾的现代诗坛有着鼎立的地位，纪弦被称作“携来火种者”，覃子豪被称作“诗的播种者”，这两人对台湾新诗的发展有着极为重大的贡献。

覃子豪回应的文章《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兼致苏雪林先生》，刊在《自由青年》22卷第3期上，针对苏雪林文进行辩驳，概要为下面几点：

一、象征派所表现的不仅是外在有限的物质界，还要表现内在隐蔽的无限界，有神秘倾向，强调音乐性，导引走向幽玄、朦胧之境。

二、打破古典主义的格律，创立不定形的自由诗。

三、李金发个人诗作之毛病，生涩难读，不可用以批判整个象征派。

四、台湾新诗的成就是各种主义、流派兼容并蓄的综合性创造，非某一流派可邀功的。

五、新诗之难懂，在本质上是发掘人类生活的奥秘，而非生活现象的具体。

覃子豪的回应，仿佛唤醒了苏雪林灵魂深处沉睡已久的的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那东西让她激动，让她兴奋，也激活了她的灵感和智慧，调动起了她的积累丰富的蕴藏一般。面对覃子豪对她几个论点的驳斥，她激情勃发，放下正在写的“文坛话旧”之一《叶绍钧的作品及其为人》，来反击覃子豪。《自由青年》22期第4卷上刊发了她写的反击文章《为象征诗体的争论敬答覃子豪先生》。她在这篇文章中分五点回答覃子豪的质疑。她先就象征诗不讲文法列举出一串例子，说年轻人喜欢写象征诗读象征诗，是因为象征诗可以藏拙和取巧，可以掩盖他们诗才、学力和知识的欠缺。她以诙谐嘲讽的语气，写得得心应手，一口气就成了六千多字，自觉很满意。她想像着覃子豪读它时哭笑不得的情状，心里就抑制不住涌现起缕缕兴奋和得意之感。

苏雪林以如此轻慢的语言，对象征诗的作者和读者给予强烈的指责、贬低，引起了覃子豪的愤怒和不满。于是，覃子豪写了《简论马拉美、徐志摩、李金发及其他——再致苏雪林先生》，这篇讨伐文章刊在《自由青年》22期第5卷中。覃子豪先论述大师马拉美的象征诗极为暗示、爱昧，因而形成了象征派的特殊文体；此种文体用以反对通俗用语，主张用暗示辞句、用语前后颠倒的句法、用比喻体、用类推法、用抽象拟人法来表达，其诗之所以难懂，正是革新了语言上的方法，创造了表现上的新法则。李金发沿用此法，可惜语言欠锻炼，以致外表褴褛却有一个诗质丰盈的内在，而徐志摩之诗，通常有美丽的外表，却缺乏丰富的内涵，因此两人展现相反的面貌――李金发诗的情感和意象非常新鲜、跃然，而徐志摩的诗则情感陈旧而俗滥。

覃子豪全力为象征派的李金发辩护，而苏雪林却认为他们辩论的焦点不对，遂给《自由青年》写了封《致本刊编者的信》。她在这封信的开头就说：“读贵刊22卷第5期，覃子豪先生又有《简论马拉美、徐志摩、李金发及其他――再致苏雪林先生》一文，覃先生兴趣如此浓厚，令人钦羡，我则因感染时症，卧床数日，近虽痊愈，而身体甚为软弱，没有精神再和覃先生辩论，而且我们距离这样远，再辩论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覃先生尽管一篇篇写下去，我这方面恕不再答复了。”她挂出了免战牌，声明不再论战下去了。可她却在引用朗松法国文学史和外国批评家对马拉美、魏仑、蓝鲍等象征诗人作品的批评来证明她对象征诗的看法之后，又回枪一击：“覃先生说象征诗在一切诗体中是怎样进步，好像世界上只有象征诗才是诗。又说马拉美是一代大师，拥有党徒甚众，其诗虽晦涩隐僻，有他自己及几个门徒能解也就够了，不能解当然是所谓‘俗众’。据我所知，俄国托尔斯泰著《艺术论》，即曾剧烈地反对过魏仑、马拉美等象征诗派，说诗歌而令人不能理解，无从赏玩，即不配称为艺术。托尔斯泰也是一代大师，总不算是俗众吧？自己和几个门人能解，也不算什么，我前文所引本刊新诗园的几首怪诗，作者自己当然解，选者当然也解，否则又何致于‘作’和‘选’呢？”

她一泻如水地批驳了覃子豪抑徐志摩扬李金发之后说，“与其说读者厌倦新月派才来接受李金发诗，不如说是那些‘不长进’的青年为了李氏诗派便于取巧藏拙，而选择了易走的道路走，较合事理。”她还对那些‘不长进’青年严厉地批评说，“新诗园地所选刊的一些青年学生的诗作，其中竟有许多离奇古怪、莫名其妙的作品，害得这些青年趾高气扬，俨然以诗人自命，受人‘挑剔’，便写匿名信来辱骂。青年何足责，实在是操新诗选者害了他们。”“总之，我自论李金发诗起，到敬答覃子豪先生一文止，所抨击的都是充斥各报刊的一些‘不长进’青年的诗作，并没有侵犯覃子豪先生半句，覃先生也承认自己并不属于象征诗派，他的误会似乎太多余了吧？那些‘不长进’青年的作品，无论怎样也不能说是诗，用巫婆蛊词、道士咒语、盗匪切口来比喻，原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怎么说是谩骂呢？”文字流畅，语言犀利，下笔数千言。最后她说，“为了避免‘骂街’的恶名，我所以只有警戒自己，以后还以少说话为妙。”

这场关于象征诗的论战，并没有因此结束，它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新诗青年拥护覃子豪，也有很多人赞成苏雪林对台湾当前诗坛的看法。就有支持者挺身而出，在刊登苏雪林《致本刊编者的信》的同期《自由青年》上刊出了化名门外汉的文章《也谈目前台湾新诗》，他希望诗人们不要在文字上故弄爱昧，“读者不管那些创作理论，也不管马拉美、魏尔仑有多么了不起。读者只爱读那些为他们所理解所欣赏的好诗。比起五四初期来，现代的新诗的确是在不停地进步，但这进步，似乎是向着象牙塔顶的进步，越进步范围越小，离开群众越远，读者也越来越少。我常想语言文字只是传达思想、情感的工具，应以简洁明晰、正确为第一义。什么暗示、含蓄，也应以能使读者易于领会为是……”并举出胡适在接受海洋诗社社友访问谈到目前新诗问题时所说的文学三要素：“我劝你们不要学时髦，那些偏重抽象的意念而不重理解的所谓现代主义的新诗，都不是写诗的正路。文学的要素有三：第一要清楚明晰，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有美感。……”他希望诗人走到群众中去。

苏雪林早就计划下半年到台北去治眼睛。在取得成功大学当局的同意后乘车北上，这场论战争还没结束，她又住进了师大第六宿舍，吃起集体伙食，走进了师大的课堂，教的还是她过去教的课。听说她回到台北治眼，很多人都来看她。恰遇她致《自由青年》编者的文章和门外汉为她打抱不平的文章刊出，朋友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这场由她最先挑起的关于象征诗的论战，大家纷纷赞赏她对台湾新诗坛的尖锐批评，这个说，“报刊上登的那些谁也不知说什么的东西也叫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早该有人出来讨伐了，就是没有你这样的勇敢者出来，我们都站在你这边支持你。”那个说，“你不应该罢战，应和覃子豪继续辩论下去。”她说她要说的话基本都说出来了，她近来身体不好，又有很多文章要写，实在没有时间了。几天后，《自由青年》的编辑熊君来送《茅盾》一文的校样，她又和他闲聊起覃子豪的事。她说，她不太了解覃子豪，要他说说他。熊君就跟她说起了覃氏在台湾诗坛的势力，说喜欢新诗的文学青年都拥戴他，他们把他奉作诗坛泰斗、诗的偶像，他想争诗坛领袖的地位呢！

他们又谈到《中央日报》副刊一篇文章，没指名姓地指责有人对青年诗人过于挑剔尖刻。是不指名地在批她。说他们《自由青年》已收到了覃子豪批驳门外汉的一篇长文，他的矛头已转到门外汉那边去了。

她问门外汉是谁，回答说是杨品纯先生。他特地跟编辑部打了招呼，不让泄露他的真实姓名。”

苏雪林继续关注着象征诗的论战。果如熊君所言，覃子豪不再把枪口对着她苏雪林了，他调转枪头去对着了门外汉，在《自由青年》第２２卷第７期发表了《论诗的创作与欣赏》，竭力反对诗人必须迎合读者，走到群众中间，而应该提高读者的欣赏能力，艺术本就不该拒绝本身的成就，提倡推广新诗的教育，以增加读者的欣赏能力。对于新诗之‘懂’与‘不懂’，不能作为评论新诗的标准。

门外汉遭遇到覃氏反击后，又在《自由青年》２２卷第８期刊出《再谈目前台湾新诗——敬答覃子豪先生》。他慨叹目前台湾已无诗可读，他以逆耳之言忠告，而诗人们不肯虚心自省，一味以乖僻自是，在文字上追求晦涩朦胧，以难懂为高深。他的批评诚恳殷切。

苏雪林对《中央日报》副刊上的那篇不指名指责她的文章，耿耿于怀。她针对这篇帮覃氏说话的文章写了一篇有理有据的反驳文章寄去，其中她提出了闻一多的理论。可就因为她提到闻一多，他们没有采用。10月13日，她收到了退稿。她甚感不快，她只是从文人诗人的角度，并非政治角度提及了闻氏，竟不用，她一气之下，把她辛辛苦苦写的那篇文章撕了个粉碎，决定再不去为新诗操这份心了。

门外汉的态度诚恳殷切，覃子豪不好继续恋战，也仿苏雪林挂出免战牌，在同卷第９期刊出了《致本刊编者一封关于论诗的信》，针对门外汉的《再谈目前台湾的新诗》与他和苏雪林论新诗的主旨太远而不愿再辩论了，另写《现代中国新诗的特质》作为关心台湾新诗的发展者参考。

从苏雪林罢战和覃子豪的这封致编者的信看，这场新诗的论战好像已经要偃旗息鼓，可由之引发的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新诗捍卫运动跟着来了。

1959年11月20日至23日，言曦连续4天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新诗闲话》，闲话的主要内容为：从苏雪林与覃子豪的论战中，苏雪林接获了不少恶毒攻讦的匿名信，由之他感慨台湾当代诗坛是“象征派的家族”。诗必须具备三个构成条件：造境、琢句、协力，并将诗歌的层次分为三等：最低的层次是可读，再上是可颂，最上一层是可歌。他忧心忡忡地说，三五十年之后，中国将沦为没有诗的国家。

言曦这四篇完全抹煞台湾新诗的成就和新诗人们为新诗的发展所作的努力。他的挑战，立即引来了现代诗坛的一场保卫战。原本各自为派的蓝星、创世纪、和现代诗三派，此时竟然团结一致，共同抵御言曦对新诗坛的挑战。余光中首先在《文学杂志》上刊出《文化沙漠的仙人掌》向言曦发难，继之《文星杂志》在1960年元月号刊出9篇文章：余光中的《大诗人艾略特》，介绍现代主义；覃子豪、夏菁、黄用、余光中又从不同角度为新诗辩护；盛成、张隆迁、黄纯仁、陈绍鹏则从公平客观的角度观察现代诗，肯定新诗的进步。诗人叶珊也在《大学杂志》发表《自由中国诗坛的现代主义》，也力为新诗辩护。

言曦不怕势众，连续刊发4篇文章《新诗余谈》，针对余光中、黄用的论点猛烈批评。孺洪起来响应支持言曦，在《中华日报》撰文攻击黄用。《文星杂志》又在2月号上再次刊出3篇为新诗鼓与呼的文章：余光中的《摸象与画虎》、黄用的《从摸象说起》、李素的《一个诗迷的外行话》，反对言曦的厚古薄今。

接着又有陈绍鹏的《从闲话到摸象》、夏菁的《诗的想象力》、张明仁的《画鬼者流》、白获的《从新诗闲话到新诗余谈》。很多人士都卷进了这场波及面广，影响深远，由苏雪林挑起的新诗大论战，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台湾文坛，很热闹了一段。苏雪林尽管没有继续参战，可他们的文章她每篇都看，她仍然深为台湾诗坛忧虑，但又感无能为力。她有很多事要做，她还要治眼睛，由他们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