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立意。如季羡林教授在《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中所说，应试文章是没有新意也不能不写的文章。何故？因为高考学生毕竟接受“基础教育”，就是以把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等等内化为学生的信念为主，而高考作文本身又总对立意作了或明或暗的限定。因此，考生在立意上所能做的，不是创新（“词必己出”），而是选择，即在适合题意的前提下，选择相应的“他人话语”，如毛泽东的“风物长宜放眼量”或电视剧《上海一家人》主题歌中的“细思量，没有过不去的关”等，来完成自己的作文。

2．选材，就是要跳出“自然人”的生活局限，而从“文化人”的阅历中选择材料，旧日所谓“读书得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如2001年的“诚信”话题作文，从《三国演义》中生化出《赤兔之死》，从《鸿门宴》（《史记·项羽本纪》）中生化出《题乌江亭（散文）》，都是成功的范例。许多作家的佳作，如茅盾的历史小说名篇《石碣》和《豹子头林冲》，也同样因此而产生。而巴蜀才子魏明伦的《潘金莲》，则更是以荒诞的形式，让施耐庵、吕莎莎、贾宝玉、红娘、安娜·卡列尼娜、曹雪芹、武则天和七品芝麻官等古今中外各种人物登场，从而在整个历史舞台上展露了潘金莲最后毒杀亲夫的心路历程，批判了千年宗法制度对中国妇女的摧残，震动华夏。《中学语文报》上1994年发表的《鲁四老爷审案记》，《中学生阅读》今年第3期发表的《祥林嫂传奇》，显然是其流风所及之作。高考作文为材料不足而苦的同学，不妨对这些作品多加揣摩。

3．行文。《赤兔之死》的成功表明，“读书得间”作文，其作者还以高超的语言驾驭才能为人称道。这用著名散文家梁衡先生的话来说，是因为他们下笔时所需的词汇、章法或思想，不是现查的，而是肚子里早有的，随时可调出来，调出来又不是原样，而是加进了你的创造，但又符合规律。如他本人在《跨越百年的美丽》中写到居里夫人得了很多奖以后，把名誉看得很淡，仍旧冷静地继续搞研究，就突然冒出一句“她漫把浮名换了精修细研”，写完后才发觉这是从柳永的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中化出来的。因为熟读过《鸿门宴》，他写《清凉世界五台山》时，就不自觉地从“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这个句子里获得启发，用上了“顶针”修辞：“无梁殿，殿无一木，全砖到顶；明月泉，泉如碗口，可鉴星月；写字崖，崖本无字，水流则现；千佛洞，洞内怪石，如人脏腑。”而钱钟书先生修改《围城》，也常在突出“文本互释”效应上努力，如对“汪处厚自己给人弹劾，官做不成。亏得他是老派名士，还有前清的习气，做官的时候非常风雅，退了位可以谈谈学问。”一句的修改，就是在“亏得”之后增补“做官的人裁跟斗，宛如猫从高处掉下来，总能四脚着地，不致太狼狈。他本来就不靠薪水，他这样解譬着。而且……”这就是用了中国“猿蜩高坠而不伤”和西方“猫自高下坠四爪着地而不失足”的典故，更贴切地写出旧时官场下野人物进退裕如的神态。“当你把书背得很熟，作文时，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冒出这一句新话或一个新词，就像羊群里出现骆驼一样，能给人很深的印象。文章要有最精彩的部分，而且要设法把它突现出来，这样人家才印象深刻。”

4．定体。将应试写作主体定位在“自然人”上而成的文章，往往只是一篇小学生式的记叙文，即或写成议论文，也常脱不了记叙文的苍白底色，因为中学生并无多少社会生活体验，其“自然人”生活纪录自然鲜有动人之处。而将应试写作主体定位在“文化人”上，常作“读书得间”文章，就会出现因梦幻、象征、无意识等假定性手法的运用而来的文体创新。在为那些平淡无奇的“自然人”生活模拟性记叙文和议论文而困乏时，那些演讲、日记（如《心声——为诸葛亮拟建兴六年春×月×日日记一则》）、书信（如《致孔乙己先生书》、苏轼《拟孙权答曹操书》）、对话（如钱钟书《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童话（如《赤兔之死》）、访问记、读书札记（如钱钟书《读<伊索寓言>》）、就诊报告（四川省2001高考满分作文《患者吴诚信的就诊报告》）、座谈会纪要和分镜头电视剧本（江苏省2000年高考满分作文）等体裁文章的偶露峥嵘，就激起了阅卷老师的叹赏。必要时，如讽刺“网恋”，你还不妨像有些人做的那样，以戏拟《木兰诗》和朱自清的散文《春》等名篇的形式布局谋篇，出奇制胜。

    临末，需要指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人的话语和文本进入应试文本，最好是详细交代确切的出处（括号夹注），并尽可能直接引用，甚至转行书写、独立成段。这样，它们就好比是“映日荷花”，“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使文章体现出一种“别样红”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