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文化苦旅》的主题

《文化苦旅》及“山居笔记”系列散文大部分均以“游记”为表层依托，但又远远超逾了一般平庸琐碎、走马观花式的所谓“山水游记”。余秋雨是带着人类“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的疑问而踏上“文化苦旅”的。显然，《文化苦旅》的鲜明主题意向，在于凭借山水风物以探求和透视民族文化底蕴、传统文化精神及人生秘谛，反省民族文化和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并进而表现出强大沉厚的文化反思、理性批判和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人格重构理想的启蒙精神。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余秋雨探求透视的第一层面是对中华民族兴衰变迁的追忆与浩叹。

《道士塔》、《阳关雪》通过对一个个古老物象的追根溯源及形象化的追忆和再现，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沉浮沧桑和不以个人情感好恶为转移的复杂无奈。豁达与悲凉透于笔端，于浓重的抒情笔触中寄托了与历史对话的感慨浩叹。

在作者笔下，历经血与火之洗礼的“寂寞天柱山”(《寂寞天柱山》)，文人流放地柳州(《柳候祠》)，狼山(《狼山脚下》)，海南岛(《海角天崖》)，默默地以豁达大度、平实洒脱迎送历史的苏州城(《白发苏州》)，“积贮了太多的朝代”，“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的西湖(《西湖梦》)，屡遭浩劫而艰难承传的天一阁(《风雨天一阁》)等等“人文山水”，都被纳入了作者思索兴寄、感慨浩叹的深广视域。作者逡巡徘徊于其上，试图“深入地浚通它的历史河道，清晰地了解它的祖祖辈辈所曾经历的豪壮和悲凉，并摸清这部历史在今天的积淀和选择的成果，踏遍它聚散生息的高山巨川，品味自然环境和它的民族性格的微妙关联……”

    其次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问题，正如他在《风雨天一阁》中自陈的：“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和集中体现者，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古代“士”) 的人格考察，完全可以逼近民族文化内在的精神本质。

    在《道士塔》中，作者并不想把文化沦落的罪责归罪于那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到的一个中国平民”的王道士，而是横眉怒目，痛心疾首，将理性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些凭知识通过科举步入官场，因求“仕”而成为封建统治棋盘中的一个棋子的知识分子官僚；在《西湖梦》中，则以一个现代“介入型”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使命感，委婉地批判了那种“梅妻鹤子”、“宁静淡泊”的所谓“隐逸文化”。作者以相当严苛的责人自责，深刻地指出了“隐逸文化”的要害所在：“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在《笔墨祭》中，作者在文化工具毛笔上，以小见大，揭示出古代文人“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从而使“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与耗散”的实质。这就在理性的批判与清醒的告别中蕴蓄了“健全而响亮”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之重建的高远意向。与此同时，作者热情地讴歌了即使在庞大国家机器中沉浮，也竭力高扬闪射出“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的人格光辉的古代优秀知识分子：“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矢志不移于文化事业的“天一阁”主人范钦及其后代(《风雨天一阁》)；贬官柳州，“万死投荒”，但却体察民瘼，政绩斐然，“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起一个可人的小天地”的柳宗元(《柳候祠》)；实实在在为民造福，“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的李冰父子(《都江堰》)……

    显然，这一类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是可以作为今日我们当代知识分子人格重建之参照和根基的，是有其“创造性转换”之可能的。作者于此寄寓了重建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引导传统文化中有现代意义的精华部分通过“创造性转换” 而步入现代文化范式的高远主题精神。

    余秋雨曾说过自己的散文“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余秋雨在其散文中的批判与呼唤，选择与重构，应和了五四精英知识分子的焦灼呐喊，表现出“五四”科学、理性、民主与启蒙精神在现时代的重新崛起与深化。

②余秋雨散文的“大散文”风范

理性思考的深厚凝重与艺术想象的诗性激情的有机交融而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散文”风范，是其散文成功的最主要因素。

    一方面，理性思考的深度，使他的文章扎实浑厚、凝重沉雄，“在理性的宁静中透视作品的精灵”，“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沙泉隐原》)品味着作品中如云峰出奇般奔涌而至的深沉思想，逐渐步入那个思想的佳境，仿佛能看到隐显在这些思想后面的，那个与自然、历史、传统对话的沉雄而睿智的思想者主体形象。

作品中那些精湛的分析，如数家珍、随手拈来的文化掌故和史料，哪怕许多永远也不可能圆满解决的“二难”、“悖论”，清醒的无奈，都无不给人以深深的警醒和浩叹，另一方面，艺术想象的诗性激情使思想的出新与表达因厚实生命情感的充盈而有了充足的依托，使思想不再是光秃秃的、无所依傍附丽的纯粹思想，而表现为，有情感深度，有生命力度的饱满质实的智慧之光。这种理性与感性交感契合的艺术特色，鲜明地表现在其散文的语言艺术上。比如，在参观天一阁时，作者不断强化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思考而又充满诗性激情地逼问：“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在这里，超越时空的艺术想象融合了理性与感性、思考与激情，充分表现了语言的张力。在《华语情结》中，作者以山岳喻语言，以诗性的想象写出了华语文化的伟大：“就是这种声音，就是这种语汇，就是这种腔调，从原始巫觋口中唱出来，从孔子庄子那里说下去……响起在塞北沙场，响起在江湖草泽……”而在《莫高窟》中，作者对莫高窟艺术美压抑不住的激情颂扬，或许还表明了作者骨子里真正的诗人素质呢!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下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在这里，作者灵魂深处的“狂放”情结，仿佛借着语言表达的潇洒随意尽情释放出来，一泻千里，大气磅礴。生命力的昂扬，情思的奇警，以意驭辞、道法自然的自由展开方式，使余秋雨的语言表现充满了张力，极富表现性，达到了以有限表达无限，以奔放包蕴繁复奇警的效果。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沉重而艰涩、苍老的，因为他面对的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悲壮历程，表现的是一个“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基因上考虑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的现代知识分子背负沉重十字架而创造新文化的举步维艰的悲怆心路历程。但它又是高扬、洒脱而健康向上的，绝无复古、怀旧的“精神霉变”的气息。这是因为他是以现代新文明的积极成果作为自己反观审视传统文化的立足点的，他有一种科学的历史主义态度，有一种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理性批判精神。他与文化进行冷峻的对话，与历史作清醒的揖别。作者在《文化苦旅·自序》中的“夫子自道”得以让我们一窥个中因由：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总之，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中的散文，大都以记游的方式进行文化思考。他在记述自己对某一名胜古迹的游历和感受的同时，也介绍与之相关的文化历史知识，并传达对于民族文化的思考，从而，将“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余秋雨的散文有很强的文化反省意识，或者在历史时间回溯中感叹文化和山水的兴衰，或者在对古代文化踪迹的探询中思考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命运。虽然他借助大量的文化史知识，但并没有把散文写成简单的“文化”加“山水”，而是强调“人气”，即作者的文化思考和个人体验对面对的景观的渗入，他将之称为“个人与山水的周旋”。余秋雨的散文语言追求文雅，正如篇名“风雨天一阁”、“寂寞天柱山”、“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所显示的。行文常常直抒胸臆，但情感的表达有时过于夸张。在篇章结构上，也有雷同的现象。